2019年國際文化資產講座，第五場「國際文化資產的防災守護與災害管理體系」，10月1號於台中文化資產園區衡道堂舉辦。原訂講者為Rohit Jigyasu教授、大漥健之教授與益田兼房教授，與談人則為簡賢文教授及鄭志強警監秘書。然而，因為颱風影響，Rohit Jigyasu教授與大漥健之教授因班機延誤無法抵達，其講題由中國科技大學文化資產技術研發中心主任，閻亞寧主任以及益田兼房教授，分別代為講說。
台灣的有形文化資產，因為地處東亞島弧與副熱帶地區，面臨的主要危害包含了──火災，尤其對於木造廟宇保存的危害；因颱風帶來的風災、水災危害；以及地震所產生的危害。文化部文化資產局為了加強對台灣文資的防災作為以及因應措施，響應文化部提出的「文資防災守護方案」，並與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共同研擬對策，與氣象局合作共組防災模型，於2018年建立「文化資產災害情資網」，並進行台灣文化資產的總清點以及總體檢。這次講座希望藉由邀請知名國外學者，提供第一手的經驗以及世界知名範例去探討關鍵性的決策與應對方式，協助台灣文化資產界的相關人士對於災害風險管理與風險評估的觀點，接軌國際化的思維，落實文化資產的重要理念。
益田兼房教授，目前任職為「立命館大學歷史都市防災研究所講座教授」、「日本ICOMOS國家委員會理事」、「文化遺產防災國際學術委員會ICOMOS-ICORP日本代表」、「ICOM都市博物館國際委員會委員」。開始第一段演講，其講題為〈文化資產的真實性和防災〉，探討了「真實性」(Authenticity) 觀念的來源與演進過程，利用日本重建木造遺址的案例，去理解「真實性」的實際內涵與其蘊含著「無形的」(intangible) 文化資產意義，解釋「奈良真實性文件」的歷史意義以及其如何成為了實踐世界遺產公約的重要參考依據。
在2019年4月發生在巴黎聖母院整修屋頂的火災事件，成為了令世界文資工作者心焦的頭條，並敲響了文化資產防災的警鐘，儘管法國政府迅速地做出承諾，將盡快修復巴黎聖母院並邀請世界競圖，文資保存組織卻對其重建計畫心懷焦慮，因為巴黎聖母院與塞納河畔周邊景觀，已經是世界文化遺產一份子，如要重建也需要依循「傑出普世價值」和「真實性」的原則去進行。而「真實性」觀念的形成，是經由各個歷史事件以及會議而逐漸完善，例如在1964年的〈威尼斯憲章〉、1972年的〈世界遺產公約〉、1977年的〈普世價值〉、1980年華沙老城重建的經驗、1992年因日本重建文資方法而產生的辯論、1994年〈奈良真實性文件〉的確立，以及最後在2005年時推出的〈世界遺產操作指南〉等等。
益田兼房教授認為，日本的木造文化資產建築，以及世界各地以木材或泥磚等易風化材料所建築的文資，在進行重建修繕時都無法達到對於舊有觀念中，對於「真實性」的要求。神道教的伊勢神宮從1300年開始，每隔20年都會進行全面汰換建材的重建，但是考量到其重建計畫是聽從「天神的諭令」，並極其嚴謹地保留其功能、設計與工法技藝、周邊環境，形成一整套對應系統的維護，使得這樣的傳統能從幾百年前延續至今，對於文化資產的保存認定，似乎能夠在這樣特定的條件下給予不同的論述詮釋。況且，日本地處東亞島弧，經常承受地震、颱風的破壞，木造建築在這樣的環境下十分容易腐朽、難以保存。同樣地，如果將發生過芮氏4.7級以上地震的震央地圖與世界遺產地圖疊合，就會發現全世界有超過20%的世界遺產位於高危險區，像是義大利、希臘、印度、尼泊爾、日本、菲律賓、秘魯等國，重建時所面臨的「真實性」討論，除了考量「材質」以外，也應納入文化資產形成背景的社會功能、技藝工法、社群傳承以及其所在環境的考量，才能完整地確立「真實性」在災後重建或日常維護的核心精神。
舉例而言，華沙老城於1980年正式登錄世界遺產名錄時，也引發了關於「真實性檢驗」的爭議，因為其來自中古世紀的原始材料、建築，皆因納粹轟炸而消失殆盡，後來是因為重建過程中所參考的詳細研究，參考了素描、照片、文獻或是畫作來協助重建外觀，透過重新檢驗地形、進行精密測量並繪製出原始的建築比例圖，使整個老城區域可以順利地以原貌重建。也因此，儘管這個例子，是不具備真實性的重建材質，華沙老城仍被視為一成功文資重建保存的案例。同樣的，被阪神大地震所震垮的神戶「十五番館」，透過將原有的75%建材放回原處再利用、新建隔離地基抗震、隱藏式的鋼筋建構補強以符現代法規，使其除了真實的歷史紋理能被完整保存外，也能恢復其原始功能。在東京的「前日本近衛師團司令部」，則因混凝土牆是固定在原來磚牆上，無法在保有真實材質的狀況下進行修繕，而採取可逆式 (reversible) 的工法以便利日後的修繕和日常維護。
2015年時，聯合國第三屆「降低災害風險會議」於日本仙台發布〈2015-2030仙台減災綱領〉，同時「國際文化專家會議」也通過了〈文化資產與韌性社區建議書〉，兩者皆提到在面對重建時，應該要往「更韌性的重建」(Build Back Better) 的目標去努力。「韌性社區」的核心價值也成為了災後重建與復原時，如何維護文資價值與真實性的重要精神，使得政府與民間有著互助合作的基礎，在物質與非物質資產的關係中、在可移動與不可移動資產的可能性裡，進行博物館與當地社群的合作、國與國之間的互助支持，以及國際組織與在地資源的整合。
下一段演講，由閻亞寧教授，代替Rohit Jigyasu教授發表〈從復原到韌性：災後重建文化資產的挑戰和機會〉。他提到，在討論這個題目時，應該要把「氣候變遷」、「文化資產保存」，與「風險管理」，三個元素放在一起去共同理解。防災措施與政策制定，要與國際的趨勢結合並有效地整合資源，成為本次研討會的重點，而災害所帶來的也不只是有形資產的破壞，同時也是無形文化資產和人們生存傳統領域的破壞。
氣候變遷、全球暖化，是文化資產保存與維護的重要挑戰，並需要進行有效的風險管理與保護。豪雨與海面的上升造成了愈來愈嚴重以及難以抵抗的災情，如水災、土石流在印度、孟加拉、巴爾幹半島以及泰國等地肆虐的經驗，自然災害所造成的影響不只是單純破壞文化資產所在的地理環境，甚至是破壞了其所依附著的人類生活社群，和維繫物質文化資產的必要材料。除此之外，全球暖化還帶來了野火、乾旱以及極端溫度等，對於當地文化資產保存直接或間接的威脅。隨著人類文明的發展、城市的擴展以及人類行為對於地貌的改變，文化資產與人類的日常生活愈來愈緊密，而預防災害時所保留的「緩衝帶」(Buffer Zone)也日益壓縮，並因人口的擴展需求而迫使人們往更具風險的區域居住，漸漸喪失其功能。例如，泰國的舊皇城排水系統因為年久失修並淤積造成了大淹水；印度山區河谷的過度開發，造成土石流帶來巨大傷害。在巨大災難頻傳之際，來自傳統文化的災難抵抗知識，顯得值得當代防災策略與舉措引以借鏡，畢竟這些與當地居民共處幾百年的環境總是週期性地迎來災害，而當地居民所因應產生的策略與措施，才能真正符合他們的生存需求，如何避免外界的介入有違其風土，或是傷害其永續性，政府的行動應該是學習與風險共存，而不是人類一廂情願地對抗大自然的力量。現代的防災技術應該參考傳統的庶民知識和以人為本的思維，傳統的防災措施也應被納入現代科技的互助體系中，藉由國家級的探測力量、救災動員能力以及國際組織的策略情報共享，對抗日益改變的挑戰。
也因此，當在討論CCA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與 DRM (Disaster Risk Management) 的相互關係時，前者代表著我們所需要的「氣候變遷適應」的應對，後者代表「災害風險管理」的整體思維。儘管，氣候變遷對於全球環境的影響，乃至於對於文化資產的保存造成極大的威脅，我們仍需要以一個宏觀的「災害風險管理」角度去進行思考和行動。將「氣候變遷適應」的考量代入災害風險管理中，因應極端氣候事件的發生、文化資產暴露在對應環境中，考量了兩者相遇後所突顯出的脆弱性質再加以改善。考量了以上兩點，再加上「永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 的思維，三個元素共同推動「文化資產的保護與管理」，兼考量了當地社群韌性與永續發展性，不是單純保存物質而是對於資產價值的理解，並接受其帶來的多元觀點和動態價值的衡量。文化資產，不能只被看待為需要受保護以及脆弱的客體，它也是當地社群用來抵抗災害時的重要資源。政府在這樣的思維策略下，應該進行跨部會的資源情報整合，其觀點近似於文化部長鄭麗君所提出的「部部都是文化部」觀點，針對文化資產保護行動，使各部會能以共同的語言及思考邏輯去溝通，例如交通部氣象局偵測的極端氣候狀況、環境署對於台灣自然資源的監控、內政部進行的災害防治的演練、文化部清點的文化資產名錄盤點，以及各市的都市發展局如何將國土安全的概念應用到城市和郊區，以及其所對應的市政規劃。
所以，政府的實際作為應是，面對災害風險管理時，要事先減輕其可能影響的程度並做好準備、在災害發生時進行緊急的對應搶救，以及災後的重建復原。將其代入對於氣候變遷適應的觀察，使管理面中的計畫、執行、監控和評估，能更貼近真實世界的動態演變，有利於進行日常的文化資產管理，使之成為一個不斷的循環，最終朝向「Build Back Better」的目標，建立起更好的抵抗系統，使重建不只是重建，也是在未來中更不易在災變中受損，接近「韌性社區」的期許。
第三段講座，則由益田兼房教授代替大漥健之教授發表，〈評估歷史街區火災風險及善用水環境的風險緩解建議〉。1995年時，阪神淡路大地震造成了神戶許多傳統木造屋毀於祝融，其火勢甚至迅速蔓延而造成嚴重損害，而京都作為日本珍貴的歷史古城，有著與神戶類似的條件，更應該要設計出一套防災風險與滅火的實際策略考察。儘管城市的消防供水系統，已經廣泛普及，然而面對大型嚴重災情發生時，例如地震、風災或是任何超越正常滅火範圍的大型火災、連續火災，消防策略應該要主動整合城市內的防災水資源，進行區域內的水資源清點，確保替代性的多重供水來源。不單是仰賴都市既有的消防供水，而是將游泳池、河川、池塘、儲水池等水源納入資源盤點，並結合GIS的地理探查，以及實際的消防法規需求與任務操作，強化城市內脆弱的消防因子，並且確保未來防災行動的成功。
首先，利用GIS的技術，考量了火勢蔓延風險、合併火災發生的機率，計算出在城市中的區域劃分下，火災風險特別高的目標地區。透過天然的河川、既有的大型道路(路寬13公尺以上)以及鐵路系統，作為天然的防火界線，進行區域內的資源劃分、盤點與分析。接著考量實際消防操作下的各種因素，例如消防水帶的供水長度、水源供水的範圍，以及進行水文的調查和消防水源選擇的需求考察。舉例來說，利用「可到達範圍分析法」的分析，發現目前消防車的體量面積導致其只能通過路寬6公尺以上的道路，而消防車內的供水管只有10公尺長，也就是說消防車必須在供水點內10公尺駐留，由於抽水能力限制，消防車與目標水源的高度差也不能超過4.5公尺。除此之外，對水源的特性進行分析，例如，標準的游泳池尺寸符合消防用水的需求標準，即為儲水量應該要是指定消防所需的水量的10倍以上，也就是400立方公尺以上，這樣許多學校或是社區單位所附的游泳池都能成為目標來源，而自然水源的方面，堀川和天神川都有足夠的流量，也已經設置了活動堰板及固定堰，以備緊急需求時的供水。
實際評估時，透過風險常態的計算，將建築物材質、使用需求、人口密度等變因均化後，以純粹的地理資訊去計算著火的相對風險，因為道路狹窄的關係，某些地區即使有供水源，消防車仍無法順利抵達，使其地區成為火災高風險地區。即便，有了足夠的水源、也能完整地使用消防設施，仍在條件允許下考慮擴大道路寬度，達成天然防火帶的用途、減少火災的蔓延的風險。多重水源的採用與改良策略，針對自然河川時應該要考量消防車取用水源的困難，應該改善河床的交通空間或是橋梁的高度，並考量現有固定堰供給去開挖河床，以提供更多或更便利的取水機會。針對社區或學校的游泳池，則是需考量寒暑假的蓄水量變化，以及消防車能否接近游泳池的實際考量，例如建築物的門禁或其游泳池位置(位於地下室或屋頂)，以及外圍的交通道路寬度，其改善方式或許是能在道路下方安裝空水管以幫助取水。
經過分析與評估，研究的公式與各個考量變因套用到京都的城市防災規劃裡，可以發現，由於道路的阻塞與狹小造成了滅火困難，卻因需要保留歷史古蹟、城市的完整性，並不能貿然地進行道路擴張，而採用改善現有水源並盤點、改善多重消防給水來源的策略，有效第幫助滅火效率。除此之外，未來如果藉由新的研發使用了較小型的消防車，或是在科技材質研發裡，得到新的實用研究成果。城市中的消防滅火策略與資源分配，必定又需要重新地規劃，以求彈性及多面向的方式來進行防災規劃。